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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改革的中国因素
虽然古巴一些改革措施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思路近似，但两国在国情、经济状况、所处国际环境等方面差别很大，这都决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国模式
★实习记者/陈君
2008年的春天，从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手中接过“权杖”后，77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掀起一场变革——并非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开启改革之路
2008年2月24日，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主席，正式接替因健康原因而移交权力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新政府将取消一些限制，着手改善人民生活，改变货币双轨制，改变凭本定量供应生活用品的办法��这一进程是逐步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劳尔的就职演说点燃了古巴人的希望。
“劳尔很了解古巴老百姓关心的实际问题。”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说。
上世纪60年代，徐世澄留学古巴，他印象中的盛产蔗糖的古巴曾是名副其实的“糖罐”。
然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美国趁机加大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力度，古巴这盏“加勒比海上的社会主义明灯”黯然失色：国际市场蔗糖价格低迷，再加上遭遇旱灾和飓风，古巴的支柱产业——制糖业产量不断萎缩；俄罗斯停止援助，不再以优惠价供应石油，古巴不得不大幅削减石油进口，能源、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力低下，大量基础食品需要从国外进口，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那几年，古巴经济被抛至谷底，物资匮乏，国民经济呈负增长。
然而，“古巴没有跟着拉美其他国家跑，也没采取什么休克疗法，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足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笃定。”徐世澄表示。
1991年，菲德尔开始推行“先对外、后对内”的改革措施：对外开放，优先发展创汇行业，如旅游业、医生和教师劳务输出等；有限度、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国家经济慢慢走出衰退阴影，如今旅游业已成为古巴支柱产业，而与委内瑞拉共同实施的“石油换医生和教师”计划，则为哈瓦那广开“油路”。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古巴国内要求改革提速的呼声日益高涨。去年7月，“经济改革实验家”劳尔倡导全民大讨论，政府最终收到120多万条关于发展经济的建议。劳尔决定顺应民意，启动经济改革。
2008年2月19日，菲德尔发表《告古巴人民书》，正式宣布将“不寻求也不接受”再次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两个职务。10天后，古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份菲德尔曾激烈反对的公约，“劳尔借此向国际社会释放改革信号”，CNN如此评说。
古巴改革“师从”中国？
随着众多改革措施的展开，有西方媒体评论，古巴改革有很多地方具有“中国因素”，其中之一体现在交通上。
多西是一名百货公司的职员，每天上班都要坐公交车。在他看来，改革的最大好处是告别了“骆驼巴士”。上世纪90年代初，为节约能源，古巴改装了一些公交车，将铁皮车厢焊接在一起做车身，用货车车头牵引，两边高、中间低，人称“骆驼巴士”。“骆驼”能搭很多乘客，车费也很低。但车子破旧，行驶颠簸，噪音很大。
劳尔上台后着力改善交通硬件。4月开始，“骆驼巴士”被崭新的中国产公交车代替。未来5年中，古巴政府还将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改善公共交通。
“速度快，空间大，坐着舒服，公交车上还放着音乐，一路上多享受呀。”多西语气轻快，“我们感谢中国的帮助，我们用的很多家电都是中国产的，中国和古巴从来都是一家人。”
“自家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深深地触动了劳尔。1997年，他首次访华，游历多处，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经验；回国后还邀请访华时陪同的中国官员到古巴访问，为党政军干部作报告。2005年，他再次访华，更加详细考察中国的改革措施，在古巴设立专门部门，研究中国经验。古巴一些经济专家甚至建议“改革完全效法中国”。
不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世澄并不认为古巴在“照搬照抄中国经验”。虽然古巴一些改革措施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思路近似，但两国在国情、经济状况、所处国际环境等方面差别很大，这都决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国模式。“古巴改革是在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改革经验后，从国情出发，走自我发展道路的大胆尝试。改革顺应民意，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体现了领导者的政治智慧，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望。”
徐世澄指出，劳尔新政，先易后难，是“循序渐进的、缓慢的”改革。古巴领导人认为可以利用“市场因素”发展经济，而非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强调公平和平均、全民“共同富裕”，并没有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
古巴改革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于农业，其每年用于粮食进口的支出约为16亿美元，“去年就花了13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全国有25万个家庭农场，但50%的耕地闲置或荒废。
为发展农业，早前在1993年，古巴就尝试允许农户自由经营，而这一次，政府走得更远——有关土地用途和资源分配的决定，无需再请示国家农业部，地方和基层官员就可以决定，“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劳尔对农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得到了哥哥的认同。
“地还是国家的，但允许农民和农业合作社承包、租种，农民能自由购买农具，家庭农场还能合法雇佣劳工，农产品也可以自由出售；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自己说了算；为鼓励生产，粮食、牛奶收购价也提高了一两倍。”徐世澄介绍说，“种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吸引跑到城里打工、不再务农的年轻人回来。”
受益于新政策的不仅是个体农民和私人小农场，大型农业合作社也陆续实现薪酬和产量挂钩，按劳分配，调动起工人的劳动积极性。
“解放了人，解放了土地，一切都活跃了起来。大规模分配土地也是时候了。”古巴媒体为劳尔政府擂鼓助威。
在哈瓦那大学经济学家图安·堤亚纳看来，农业是古巴经济改革的试金石，“政府要在各个行业领域提高效率，如果农改成功，政府将在小型企业、个体户和合作社领域推动新的改革。”
改革引发大变化
农业改革事关国脉。然而，热闹的都市似乎更能吸引西方媒体的目光。他们津津乐道于这个“神秘”“革命”“敌对”的国家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
古巴《起义青年报》报道，4月22日起，美剧《黑道家族》《实习医生格蕾》分别在古巴国营电视台播出。西方媒体争相转载这一“大消息”。
“媒体太大惊小怪了，美剧、好莱坞电影、音乐，我们甚至比你们中国人看得还早、还多呢。”天津医科大学一位古巴留学生说，“比如《越狱》，古巴的电视台早就播了。”据说，今年上半年古巴将开播一个新频道，24小时播放10多个国家的电视节目。
劳尔不会像年轻人一样守在电视前看美国大片，他没有时间。自2006年走到台前，特别是两个多月前正式掌权以来，他领导的新政府每隔数日就出台一项新政，让外界眼花缭乱——一夜之间，古巴人突然开始拥有更多选择。
手机带来的轰动效应最大。4月14日一早，在哈瓦那一家通讯业务营业厅前，来办理开通手机业务的人排成长队。“在古巴其他城市，兴奋的抢购长龙也随处可见。”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记者费尔南德斯介绍道。这天，政府首次允许普通古巴人签约登记手机服务。
“古巴从1991年起就开始提供手机服务了，但仅限于外国人、外企雇员和政府高官等人使用，不少人通过‘关系’才弄到手机，手续很烦琐。”费尔南德斯说，“如今，手机等电子产品对普通古巴人而言，仍是奢侈品。”
仅签开通手机服务合同就要111可兑换比索(古巴外汇券，约合120美元)，这只是激活手机业务的第一步。一款只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诺基亚手机售价75美元，带摄像功能的售价280美元，这是美国地区同类商品售价的两倍；而古巴本地通话费用则为每分钟0.3美元。“还好，1/3的古巴人在美国等国家有亲戚，侨汇收入占到古巴收入很大一部分，所以，人们对于如此昂贵的手机还是趋之若鹜。”费尔南德斯表示。
不仅手机，随着经济发展，电力供应的紧张状况得到缓解，电子产品市场也逐步放开。
同时放开的还有酒店等服务行业。但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却在普遍质疑：“酒店开放了，但哈瓦那又有多少人能住得起呢？”
美联社也不厌其烦地算了一笔账：尽管人们的收入增加了，但古巴普通工人月薪也只有20美元，住一晚高级酒店需要一年工资，买一台DVD需要5到6个月的工资，一台电脑则要花两三年的钱。
《时代》评论道，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让劳尔改革蒙上阴影，西方舆论甚至奚落，改革是古巴的“面子工程”，DVD机和互联网根本就不属于“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的古巴。但无可否认，古巴正在改变，而且引起全球瞩目。
渐进式改革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认可和支持。“国父对古巴的影响会长期存在。这对古巴而言非常关键。”多西有感而发。
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卡斯特罗兄弟：“哥哥是革命的灵魂，弟弟是革命的拳头。”
更多的人同意哈瓦那外交学院教授多明戈·阿穆查斯特奇和斯坦福大学威廉·拉特利夫院士的预见，他们认为，古巴短期内的宏观经济发展将会得到中国和委内瑞拉的支持，而中期内的发展则将依仗其新兴的石油工业的潜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劳尔能走多远”，《纽约时报》问道。
分析人士认为，古巴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能否深入进行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就外因而言，古巴要进一步突破美国封锁，进而与美国实现对话，改善外部环境；就内因而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打破平均主义��
在菲德尔注视下，劳尔要干的事太多了。古巴，这个以菲德尔大胡子和雪茄为标志的“革命加浪漫”的国度里，西方媒体眼中的“改革小步舞”注定将跳出更多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