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照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供)

李克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郭明瑞,烟台大学校长；武树臣，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姜明安,北大法律系教授……

1982年，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

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

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

我要上大学！

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郭明瑞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

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

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

“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

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

1978年初的一天，何勤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