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交谈

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张素林处长说，首批确定开放的1万多份档案，主要反映建国初期中国对外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包括中国参加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情况。其中不乏昔日绝密档案，例如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一些档案都是昔日的绝密。

我国前驻荷兰大使华黎明作为离退职资深外交官，参与了最后复审开放档案的工作。华先生向记者介绍说，首批开放的档案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外交活动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独立自主、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

在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蒋本良、侯振谊、马守国、王新艳几位同志分别向记者讲述了记录在外交档案中的鲜为人知的史实。

司徒雷登试图与新中国政府接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李宗仁将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以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美国大使馆却不肯跟着南迁，而一直留在南京，其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为不满，对其丧失了信心，希望留在南京找机会与将来的新政府接触。外交档案中的很多材料记载了这一过程。

1949年5月13日，时任南京军管处处长的黄华同志，利用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与司徒雷登见了面。司徒随即向外交界散布自己已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络，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与自己保持一致行动。对于司徒的这一说法，我方显得更为谨慎，黄华随即强调自己与司徒的接触纯系私人交往，不知道司徒与周恩来有什么信件，更谈不上回信。

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到，黄华与司徒接触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上级严密指导下进行的。司徒雷登在回美国以前，希望能北上北平，借去燕京大学访问探故的机会，与周恩来见面。黄华接到上级指示，可以允许司徒去燕京大学访问，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则可等其到北平后再定，但此二事均系司徒提出，不是我方的主动邀请，这一点必须明确，不给对方宣传的借口。此外，上级还明确指示，司徒到北平，可在火车上挂一卧车前往，派人护送，不得乘美方的专机。

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司徒的秘书傅泾波邀请黄华去参加生日宴会。也许是考虑到这种场合过于公开，黄华经向上级请示，婉拒了这一邀请。

但是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努力也只是他个人的主张，美国政府方面对此有很大争论，各方看法很不相同。根据档案中的记载，7月2日，傅泾波造访黄华，告知司徒已接艾奇逊的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为恐引起各方评论，暂时不要去北平。黄华随即答复，去北平是司徒雷登自己提出来的，去否可由司徒自己决定。直到此时，司徒雷登还心存幻想，问回美后如何与我方保持联络，黄华答复还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事实上，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有很大争论，直到7月21日，傅泾波还给黄华打去电话，说马歇尔以私人身份给司徒雷登打去电话，说个人主张司徒应去北平一趟，但杜鲁门害怕反对派议员讲话，不赞成司徒去北平，南京美国大使馆内部对此也有很大争论。可以看出，直到司徒雷登离华前的最后一刻，内心仍是充满矛盾。

司徒雷登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北平。毛泽东同志的《别了，司徒雷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为这段历史画上了句号。

修防空洞与原英国领事冲突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比以往的中国政府在洋人面前俯首帖耳的态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在新中国外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防备美国飞机轰炸，东北各地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工事。当时英国驻沈阳的领事馆还没有撤走，但我政府已不再承认这个领事馆的外交机构地位。1950年10月27日，我守卫前英国驻沈阳领馆的公安部队开始在领馆大院内空地上挖掘防空掩体，但英国人对此表示反对，说不能把领馆变成军事目标，要求我方终止，并声称如不终止，将电告北京。

我公安部队在请示上级以后，决定继续在原英国领馆内修建防空工事。10月30日下午1时，当我战士在施工时，原英国领事史蒂文顿怒气冲冲前来干涉，说：“这是英国领事馆区，不准挖，飞机来了不炸我。”一边说一边踩住战士的铁锨。当时还有我方战士在坑内挖土，史蒂文顿即夺过铁锨往坑内填土，把土扔到了战士的身上。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我们的战士保持了很大克制，随即撤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