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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与他们谈话中,暗示了中国党内将发生大的问题,并说问题的性质是,党内有人要打倒他。据当年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但是,即便毛泽东这样说,他决定对高岗、饶漱石仍坚持团结的方针。
就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得到政治局同志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偕田家英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随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在毛泽东主持下,由跟他一起到杭州的同志参加,又对决定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到杭州的胡乔木后来回忆:“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花很大力量修改,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代表当时的思想。特别是毛主席加了一段,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个人野心家要分裂党。认为高岗是贝利亚第二。有人看到这个修改马上报告高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高岗乱了方寸
就在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正在搞的非组织活动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了解高岗背着党中央搞的种种不正当活动。当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点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后,高岗开始警觉起来,到处设法打听中央的消息。他听说周恩来找某人谈过话后,当即打电话将某同志找去问与周谈了些什么。某同志希望高岗能就此回头,因此将与周恩来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他,规劝高岗,只要现在决心改,还来得及,不要一错再错。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或向毛主席写一封信,检讨承认错误。高岗得知他的地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他表示不能与刘少奇谈,谈也谈不清,但想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高岗拟好给毛泽东的信以后,心里很不踏实,半夜将他的秘书班子找去,要他们帮助修改。信的中心意思是想到杭州找毛泽东当面谈一次话。秘书们帮他在文字上作些斟酌,主要是把检讨的语气略加重些,同时建议高将此信先送刘少奇,由刘转毛。高认为不可,于是又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要杨着专人送杭州呈毛。希望毛泽东出面,帮他在党内转圜。
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哪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四中全会的方针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说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末专门交代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1月8日晨3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四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15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代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代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在1月7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信建议召开四中全会的同日,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毛交代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准备向四中全会作工作报告的同时,对自己在全会上要作的自我批评也进行认真准备。1月16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除说明四中全会的开会通知已经发出外,对这两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专门向毛作了报告,内称: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上的检讨送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鉴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主要是正面强调党的团结,欢迎犯错误的同志作自我批评,而不开展批评的方针,以及毛泽东交代与高岗谈话的任务,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3日,又约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阐明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在此期间,刘少奇再次对四中全会的各项文件进行修改,于1月下旬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程赴杭州送毛泽东定夺。1月27日,毛泽东对四中全会有关各项事宜最后拍板。他在当日写给刘少奇及书记处的信中说:关于文件修改及我的一些意见,请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1月29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召开四中全会的意见,以及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这样,召开全会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中央书记处决定四中全会于2月6日举行。
七届四中全会经过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用阶级斗争观点和党的历史经验论证说: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提出,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以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刘少奇指出: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也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刘少奇最后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此必须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有充分的革命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作了揭露,希望他们悬崖勒马。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
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更是开门见山。他说:我们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这里的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的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会上,邓小平特别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议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少奇同志都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作用的。当时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所以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左”防“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有些流言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刘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露,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的问题上。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
揭发高、饶的座谈会
就在毛泽东1月22日明确回绝高岗来杭州谈话的要求后,高岗无奈于25日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仍企图应付过关。因此,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2月15日至25日,举行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5日首先由高岗作了检讨。16日,周恩来在会上转达了刘少奇对高岗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会上有43人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使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
2月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