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做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领导。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按指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按指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做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切阴谋的本质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另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

周恩来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发觉和坚决有力地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毛在2月28日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周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实际上,毛还亲自作了一些修改,如“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一段,就是毛亲笔加上的。

中央政治局于3月1日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3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明确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了一个月,于4月25日结束。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林枫同志最后总结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会议于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随后于5月4日将这个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高岗在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作领袖”,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东交民巷8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内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会议内容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说自己只是对刘少奇不够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不同意见。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的意见,如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的看法。而恰恰在对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当高岗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代。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党对高、饶的结论

对高、饶问题的最后结论,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饶漱石在被开除党籍的同时,因被怀疑有包庇反革命等严重问题,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1963年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后,饶漱石因主持上海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也被错定为内奸活动,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饶犯有反革命罪宣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予以假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饶被重新收监,1975年3月2日患中毒性肺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