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讲话后的一个半月，亦即1965年8月1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

　　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1957年至1961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

　　此次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1962年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蒋和克莱恩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2007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恩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恩，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

　　就在蒋介石和克莱恩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

　　在蒋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1925年的陈年剧目，循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

　　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恩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谈话末尾，两人将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转移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的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0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0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0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在两人的谈话中，“自共0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1964年10月16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

　　1964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促使蒋介石急于在1965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的，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

　　针对蒋介石的说法，克莱恩也作出了回应，克莱恩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0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恩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失败的“八六海战”

　　然而，克莱恩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

　　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该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参加护送作战队员的两艘军舰“剑门”和“章江”号，于1965年8月5日，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