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临时中央”始末

　　血雨腥风的背景

　　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在1927年7月12日。它有着血雨腥风的背景。

　　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向盟友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

　　就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来说，右倾、退让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总书记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有80位代表出席，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虽然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前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党的“五大”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右倾路线继续危害着党和革命。

　　共产国际于当年四、五两个月连续召开第7次、第8次执委会，讨论并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共执行。但因其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内容，所以都没有起到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作用。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仍承认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

　　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党中央必须改组，领导权和路线问题必须解决！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召开党代会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解决领导机构的简捷办法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建议，组成一个以非常方式产生的临时中央。

　　在深夜秘密诞生

　　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日，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在张发奎(北伐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尽快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党的新方针，由李维汉、张太雷、瞿秋白筹备。重视武装斗争，抓枪杆子，针锋相对地反击蒋、汪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成为临时中央明确的指导思想。

　　但此时还没有中央政治局，从组织机构上说是不健全的。按照党的章程规定，中央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代表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在总书记及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它的设立，始于党的“五大”，延续至今。所以，从组织机构上说，没有中央政治局是不正常、不合理的。

　　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人，候补中委3人及其他方面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按得票多少排序：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澎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还对中央一些部门的工作做了安排：决定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部务由秘书王一飞负责；妇女部由杨之华负责；交通局由顾顺章负责；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9月23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干部调动与组织问题。决定由罗亦农任中央组织部长；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筹集党的经费和保护中央领导人安全，顾顺章为负责人，直属中央常委会领导。9月底至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上海。

　　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出席。会议实行惩办主义政策，将毛泽东、彭公达、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在中央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不久，罗亦农代表中央去武汉指导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组织局领导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特务科、调查科、交通科、文书科、出版分配科、会计科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会议决定李维汉兼任中央常委会秘书长，邓小平任组织局秘书，杨之华任妇委主任；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苏兆征兼主任；设立党报委员会，瞿秋白兼主任。

　　1928年5月9日，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演化出一个“留守中央”。4月末，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去莫斯科筹备与组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已于4月牺牲，只留常委李维汉在国内，与临时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原江苏省委书记罗登贤组成“留守中央常委会”，主持与领导国内党的日常工作。刘昌群代表共青团留守中央，参加留守中央常委会议。这个留守中央，5月9日正式开始工作。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因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尚未回国，所以留守中央及其政治局，仍旧坚守岗位，继续工作。7月9日，中共六大致电国内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之下，加紧日常工作”；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党的主要危险是“与群众的脱离”，要“坚决反对盲动主义”，“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决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第一批回国，组织中央机关，留守中央常委继续工作。8月29日，上述四人回到上海，立即召开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留守政治局常委出席。9月2日，新的中央开始工作，留守中央即告结束。

　　一年业绩留党史

　　第一个临时中央成立后，在十分残酷的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使革命之火继续燃烧，由衰而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和中流砥柱作用。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临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及留守中央，共开过80多次会议，作出过74个决议，发表5个宣言，发出94个通告、指示和通知，组织了3次重大行动，组建了8个党的分局，创办了2个刊物。尽管它犯过一些“左”倾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小损失，但临时中央的工作依然彪炳史册。此间牺牲的罗亦农、夏明翰、郭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临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及留守中央一年间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路线方面：1927年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反动罪行。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批评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错误的不满，“左”倾情绪发展起来，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党内出现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8月21日，临时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不但反封建，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现在本党的总方针是组织各省之武装暴动。因此，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8月29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没收其财产。”9月1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土地革命和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自己的旗帜”，应适时组织苏维埃，在农村“一切权力属于农会”。这样，党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抛弃了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