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上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负责人康生，专门管理全国党的组织工作。此时，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月底抵达瑞金。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迁到他们认为“路线错误”的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1月底，临时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博古、陈云及杨尚昆等到达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结果博古当选。其他负责人是：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临时中央，但对外有时仍用“苏区中央局”名义。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4月22日，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免去他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李维汉接任。6月，任命潘汉年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7月，中共中央局成立组织局(相当于书记处)，负责协调中央各部工作，处理日常事务。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主任李维汉，实际由中央局常委张闻天主持，开会议事作结论。8月8日，中央局决定成立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各省县监察委员会，以处理党员违纪问题。常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成员有康生、陈云、何叔衡等。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中共中央局常委)、朱德(中央委员)率领红军前方总部机关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称停用，开始采用“中共中央”名称。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是常委会)。选出的书记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在苏联)、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由博古负总责。至此，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工作了两年零4个月后，即告结束。但它的路线却延续至遵义会议召开。

　　1944年，延安高级干部研究党的路线时，有人怀疑第二个临时中央的合法性。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时明确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的反省笔记，说临时中央经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机关批准过。根据这一点看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

　　全面推行“左”倾路线

　　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在各项工作中推行“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害。

　　关于革命任务和方针。第二个临时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进而提出的任务和方针也必然是错误的。1931年9月20日，“临时中央”发出由王明起草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取得一两个中心城市；强调“目前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夸大革命主观力量。很明显，它仍然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这种观点，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和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与已经受到批判的“立三路线”毫无二致。1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在广州暴动纪念日(12月11日)举行“露天大会，飞行集会”这类冒险行动。

　　12月11日，“临时中央”发出《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强调目前中心任务是：“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占领几个主要的与次要的中心城市”。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是“左”倾路线的充分体现。它指出：目前的任务是为“革命在一省数省胜利而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打击”。“决议”强调：“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右倾”。3月31日，临时中央会议认为：中央苏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要对它开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4月4日，中央常委张闻天在《红旗周报》刊文，说中央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对“左”倾策略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为打击持正确意见者提供了“理论”根据。4月14日，临时中央开会，进一步宣扬这种错误观点，并发信批评苏区中央局右倾。5月3日，毛泽东回函反驳临时中央的“左”倾批评。但是，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开会又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贯彻“左”倾路线。6月21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国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提出：要做到一寸苏区的土地都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争取把苏区联成一片，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关于干部政策。第二个临时中央对不同意“左”倾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1931年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说：三中全会后苏区中央局的路线是调和主义(右倾)路线，并肯定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其实AB团是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第二年4月，它在革命力量打击下解体。但临时中央仍以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反动组织为名，搞肃反扩大化，迫害干部。11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苏区党的“一大”(即赣南会议)，集中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是“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农民落后意识”和“富农路线”，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此后临时中央在苏区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反邓、毛、谢、古斗争”，打击撤职一批坚持正确路线、反对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干部，其矛头都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这一点，博古在“七大”的发言和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都是直言不讳的。1933年11月中旬，中央局负责人博古与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强令肖劲光攻打浒湾失利后，他们不作自责，却把肖劲光的红七军团军团长兼政委职务撤掉，并说他是“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予以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