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革命。1931年11月10日，第二个临时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信苏区中央局，强调“地主阶级必须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和他的家属”，富农只能“分坏田”，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这种“左”倾政策，只能把地主富农逼到死硬反抗红色政权的绝路，于革命不利。12月24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目前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这个“左”的口号，同时，批评苏区党部对这个口号宣传的忽略。

　　关于职工运动。1931年11月15日，第二个临时中央作出《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它一方面提出许多切合当时白区工运实际的主张，同时又强调“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和平合法的观念”。11月20日，临时中央又作《关于冬荒与年关斗争决议案》，号召使罢工斗争成为年关斗争的主要内容，有计划地领导暴动。12月21日发布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决议中，无端地指责苏区工会犯了机会主义的消极错误，要自下而上改造工会。1932年1月4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要求反日团体公开活动、捣毁黄色工会等“左”的做法。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1月31日，临时中央发表“宣言”，一方面号召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提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等脱离实际的“左”倾主张。后来又提出“自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否认一切外债与赔款等口号。”3月14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工人运动策略方针，被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

　　从全局看，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具体分析。

　　积极领导反日斗争

　　第二个临时中央在执政期间，以较多精力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斗争，先后发出36个文件，指导、鼓舞民众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沈阳。9月20日，临时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要求日本“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体现。9月22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提出在东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党在东北的工作。9月25日，临时中央在上海，以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和黄公略等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告白军士兵书》，表明工农红军坚决抗日，号召白军掉转枪口反抗日本。9月30日，又发布抗日“宣言”：号召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的“无抵抗主义”。但“宣言”中却反对第三党等中间势力，体现了“左”倾主义。10月12日，临时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员：“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推进抗日斗争。

　　此后，临时中央发表过许多指导反日斗争的文件。特别是1933年9月15日，它作出《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把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定为：“领导他们(农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大规模的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这些斗争转变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抓报刊、党校和思想理论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对报刊、学校和理论工作比较重视，张闻天是其代表。

　　1932年1月21日，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创刊，主编张闻天。第一期卷头语说：《斗争》是《红旗周报》(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创刊)副刊的替身，党内问题在此展开争论。1933年2月4日，中央局又将原苏区中央的《实话》、《党的建设》合并，仍定名《斗争》，作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由张闻天主编，5天或10天出一期，每期发行二万七千多份。该刊主要刊登中央局的决议、指示和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写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在该刊第42期至第48期连载发表。

　　同时，中央局又决定将《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周以栗任主笔)，由原来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央局、共青团、临时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该报最多时发行4万余份。

　　中央局还抓了党校建设，培养党的干部。1933年3月13日，中央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党校改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实际是中央党校。由张闻天接替任弼时兼任校长，副校长杨尚昆，教务长董必武。当日，在瑞金洋溪开学。4月9日，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瑞金成立，选举了正副理事和正副学术书记。此后，举行学术讲演多次。

　　1933年5月，中央局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杨尚昆、吴亮平、邓颖超等与会。会议讨论了如何转变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问题。

　　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

　　按照共产国际《宣言》的规定：它“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接受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两个临时中央的组成及其工作，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进行的，其功过是非，都与共产国际相联。

　　先看第一个临时中央。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土地革命，应由共产党人领导。在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并通过相应决议。12月15日，共产国际发表《关于广州公社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众，“要尽速援助中国革命！要尽速援助中国苏维埃！”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通过斯大林、向忠发等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正确指出：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它生长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不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的暴动。但《议决案》对中间阶级缺乏正确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正确估计，甚至提出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的错误观点。这个基本正确的《议决案》，延迟至4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4月28日，临时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个《议决案》。总之，临时中央始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

　　第二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密切。它的成立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其成员也经共产国际批准。此后，遇有大事，如方针政策、机构调整、重要干部任免等，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国际对临时中央的指示、批评，它都要无条件服从。实事求是地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可一概而论。

　　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就反帝斗争问题发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心口号：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号召“创立群众的反帝组织，创立你们自己的武装自卫团”，“加紧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这一“指示”，在第二年1月1日和1月5日中央发布的《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中充分体现出来。

　　1932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打入白军夺取军队，逮捕军官和卖国贼；推翻南京政府，宣布自己是中国政权的领导者。对于这些基本上是“左”倾的指示。临时中央2月13日、15日两次开会、发文贯彻。3月上旬，共产国际和王明指示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南昌)，争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主义、自由主义作无情斗争。还说全国职工总会是机会主义领导，要求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临时中央于3月14日，全部执行。8月27日，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在中国已经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共应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和建立农民委员会。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有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竟以已迁往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局”发电作指示。1933年9月12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来电要求在前线的周恩来，延长东方军在福建的作战时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被博古委以直接指挥红军的大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1月1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及福建政府，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可怕障碍，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表现出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排斥友军的“左”倾方向。后来，毛泽东说当时没有同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部队联合是个重大错误。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呢？1944年—1945年中央起草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周恩来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这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毛泽东指出：我们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些观点，应该成为我们评判两个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