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什么因素让崇祯非杀袁崇焕不可呢?究其原因，一是崇祯帝所说的“专恃欺隐”，但袁崇焕隐藏了些什么深藏不露的秘密?又为何让崇祯忌讳莫深、寝食不安，必欲置之于死地?二是出现在袁崇焕身上的种种“神奇”行为和异常“征兆”。

　　事实是，袁崇焕考上进士后，初授福建邵武知县，此后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至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十年间，袁崇焕政绩、战功皆卓著，连升十三级。这在封建时代是极为罕有的，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和疑惑。

　　面对这种疑惑，袁崇焕颇为隐讳。按封建时代，一个人一旦考上进士，以及朝廷任用大员，朝廷都要派出国师到各及第进士或候任官员的家乡去勘踏其家山屋宅风水，看其能否出得如此人才，如无良好的家山屋宅，不仅不被任用，甚至还被作为“天生妖孽”而诛杀。袁崇焕威震辽东，屡屡晋升，恩宠奇遇无以复加。他明明是以藤县籍举子应会试，进士榜公布写得清清楚楚，国子监题名碑也刻得明明白白，但他却对自己的出身讳莫甚深，一时对人说“寄居平南，应童子试，受人攻讦，改籍藤县”，一时又说“祖居东莞，飘零20年”，考中进士后又故意回到东莞去拜祖祭墓，罢官回籍也故意绕道广东才回藤县，尽量小心翼翼，隐瞒其在藤县的家山屋宅。但在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高度严密，无孔不入的明朝，并非“英雄不问出处”的乱世，袁崇焕此举却欲盖弥彰，弄巧反拙；引起了妒忌的阉党和多疑的崇祯帝的极大狐疑。

　　崇祯帝在其初登大宝，诏令起用袁崇焕之时，便令内廷太监与锦衣卫暗随诏使追寻袁崇焕去向，召其回京任职，并暗访其家山风水。寻至白马，只见此地山川奇胜，风光迥异，必是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之所，回朝禀报，更令崇祯帝心神惊疑不定。但边事垂危，朝廷正在急需用人之际，心中虽有不解之惑，还是擢升了袁崇焕，疑人重用。崇祯起初对袁崇焕尚是非常信任的，“擅杀毛文龙”后也不加指责，直至率师勤王还授以重权，却在强敌一退去就将袁崇焕系下大狱，虽有“反间计”一说，崇祯也只是怀疑，一时难辨真伪。所以逮捕袁崇焕下狱后，又派出国师到白马莲塘来勘踏，得知其宅乃“飞凤饮水”之格，其祖父袁西堂又葬在凤凰岭“飞凤含珠”之穴，《葬经》有云：“凡鸡地者必出王。”锦鸡者，凤凰也。其祖母又葬在贵能出天子的濛江“帅地(象棋地)”(今濛江镇袁屋坪塘冲，大泥墓尚存)，家山屋宅，处处皆风水大地，处处有帝王之气。

　　崇祯帝本来就笃信风水之学，听后惊恐万状，惟恐江山被夺，又加上首辅温体仁等阉党佞臣罗织袁崇焕“早有谋反之志”，说其诗“横戈原不为封侯”，“封侯”都不要，不是明摆着想当皇帝吗?他的名字“崇焕”，不就是要把“崇祯”换掉?如此这般，袁崇焕阴谋与阳谋都“证据确凿”，他不仅“通敌叛国”而且要颠覆大明江山社稷取而代之，这是“滔天大罪，祸心深不可测”，崇祯帝自然咬牙切齿，恨声不绝，即使将袁崇焕千刀万剐也难解其心头之恨。真可谓迷信误国，自毁长城，到头来断送了明朝江山，崇祯帝也落了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奸臣阉党落井投石

　　朝中权臣、阉党罗织罪名，为被袁崇焕斩杀的毛文龙报仇，崇祯帝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忌恨袁崇焕“擅杀边帅”，藐视皇权，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所以才自毁长城，磔杀袁崇焕。此一说言之凿凿，颇为此后代史家认可。

　　但事实上，奸臣阉党必欲制袁崇焕于死地，为毛文龙报仇或许有之，但袁崇焕“擅杀边帅”之罪却是不能成立。不过，他的死与党争、党锢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无疑的。

　　在辽战中，明朝比较有作为的军事统帅先后有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熊廷弼是湖北江夏人，初为楚党。他曾三入辽东，在辽战中两起两落，因主张“以守为战”，被浙党排斥，最后转而与东林党人结合。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遭阉党杀害。孙承宗是江苏高阳人，东林党的骨干，广宁战役后，自请督师，在辽4年，辛苦经营，收复失地700里，初步稳住了辽东形势。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虽非东林党，但其被擢用、建功、遇害又无不与东林党相联系，是一个深受东林党影响的抗击后金的边关大将，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6年)中进士后授邵武知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的消息震动朝野，也激励着刚刚踏入仕途的袁崇焕。

　　天启初年，东林党一度参政。面对民族矛盾激化，他们能以国事为重，重视人才，加上袁崇焕的座师是内阁大学士韩炉(东林党人)，所以，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很快被东林党发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二月，御史侯恂(东林党人)请破格用人，袁崇焕即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同月，超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在辽东，袁崇焕勇于任事，多次深入敌前，“将士莫不壮其胆”。不过袁崇焕真正发挥其军事才干，还是在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

　　广宁失陷后，朝廷内部更加惊慌失措，“大小臣工惟思避难，甚至托故移家”。这种惊慌失措反映在军事上则是由萨尔浒战役以来，力主“大张挞伐”，反对“以守为主”变为放弃辽东，退缩山海关。于是辽左前线发生了“守关外”和“弃关外”两种战略主张的争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因此，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实际上是放弃关外。这种主张，得到视事尚书张鹤鸣(阉党)的支持。张称赞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袁崇焕等中下级官员则反对放弃关外，提出修建宁远城，“守关外，以捍关内”。

　　袁崇焕人微言轻，只得求助于内阁首辅叶向高(东林党人)。经左光斗(东林党人)提议，大学士孙承宗以阁臣掌兵部事，巡视辽东。孙承宗到辽东后，便衣策马，历宁远、觉华，相度形势，决计支持袁崇焕的建议，痛斥王在晋的弃辽主张。他说：“今不为恢复计，划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尽管孙承宗苦口婆心，但王在晋始终固执己见。

　　如何对待十三山人民抗击后金的斗争，是袁崇焕与王在晋的第二个分歧。后金攻破广宁后，又强令锦州、义州等处人民东迁。由于迁徙中强令雉发，奸杀横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义州人民一半逃回，一半占据十三山抗击。在义州，合城人民誓死抵抗，最后后金兵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在十三山，10万人民在杨三、毕麻子的率领下，多次打败后金兵的进攻，后金久攻不下，筑长围以困之。杨三、毕麻子先后派人突围，向明军求援。袁崇焕主张“声援十三山，决不能委十万人于度外”，并自请“将兵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之势”。孙承宗支持袁崇焕的建议，但王在晋“阳具疏为请救，而极陈其不可救之状”。牵延时日，拒不救援。被围的十三山人民，有6000人乘雨夜逃出，王在晋传檄通判吴士科舟泊笔架山迎之，既不准其人关，又不使之屯牧关外，“载而置之岛，饥疲多死”。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九月六日，后金军屠山，只有两人逃入关内。一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辽东人民抗击后金的斗争，就这样被王在晋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