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那是我1965年写的。”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

　　几乎是40年前，他站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这儿就有一个。”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十几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得都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看，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戴维笑了：“说得好。”

　　他突然问戴维：“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不习惯。”戴维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说：“我也是其中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笑得很神秘。“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四

　　一个女护士走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他身旁的茶几上，盘里有一杯黑水和几粒药片，戴维知道那黑水定是中药。女护士把药片放在他嘴里，然后端起黑水送到他唇边。他呷了一口，皱眉，显然很苦；他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他胸前顿时湿了一片。

　　他对护士说：“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他点头，几乎是顺从的。

　　护士走了。他抓住碍子，手抖得厉害。他不动作了，隔了一会，他又把杯子拿起来了。晃动，剧烈地晃动，好像要坠落下来；再晃动，再稳住。那只手在挣扎。客厅里一片宁静，让人心里发慌。渐渐地，他脸白了，戴维的脸也白了。他拿的是一杯药吗？绝不是，那是一大杯信念和力量。他把药喝光了，戴维觉得这是一种完成或完善。

　　他深深地望着空杯子，目光是伤感的：“我老了，我的负担太重了。”

　　“您的心仍然年轻。”戴维说。

　　他仿佛没听见戴维说的话，许久，才喃喃道：“一个人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方法。”

　　五

　　空气太紧张了。戴维连忙挑轻松的话说：“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他轻轻地说，把头转向沙发右侧，那儿摆放着一个地球仪。

　　“40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戴维说，“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是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他说，“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一个机会去看看那儿？”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记错，”戴维说，“您一生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

　　他点头。

　　戴维说：“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他缓缓开口：“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会谈快结束了，他的一只眼睛几乎是闭着的。

　　戴维最后一句话是脉脉含情的：“祝您健康长寿。”

　　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脸警觉的神色：“这是什么意思？”但很快又闭上了眼。

　　他坚持要亲自送戴维夫妇到门口。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前走动。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他对戴维说，“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和用的，可我只送过他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