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

　　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丁品当年参加二野的西南服务团后，被分配到四川泸县的石洞区。因为工作出色，1950年，他就被提拔为副区长，这里是真正的剿匪镇反第一线。2008年4月8日，丁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

　　西南各省的封建势力素以根深蒂固著称，据史料记载，当地的土匪、民间枪支和烟土之多，冠于全国。

　　“我们到了四川以后，主要工作是征粮，但当时很多地方政权还掌握在大地主的手里，当征粮征到他们头上后，他们就不干了，此外，地方上还有很多土匪、部分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士兵以及潜藏敌特，乘我立足未稳之机，打出‘反共救国抗粮’之类旗号，迅速纠集在一块儿，组成了人数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占山称王，同我们展开了‘游击战’。一时间，几乎川东南各县都有一两股以上这样的土匪，每股人数由几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其活动的中心目的便是竭力破坏征粮工作，以断我生路。因此，要征粮就必须先剿匪。”

　　“之前，已经有两个区政府被土匪攻占，很多同志都牺牲了，而我们区就是土匪的下一个目标。”丁品说，“一天晚上，土匪包围了区政府，虽然不远处有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团部，但当时已经派不出人去求援。我一看不妙，连忙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第一中队如何如何，第二中队如何如何……土匪听到后，不知道区政府里有多少部队，慌忙溜走。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松了口气。”

　　土匪撤走后，丁品急忙请求上级把那个炮兵团部驻扎得离区政府更近一些。后来，土匪再也没敢这样大模大样地包围区政府。

　　丁品对记者说，在全国大镇反期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土改，镇压反革命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工作而进行的。

　　虽然大规模的土匪暴动被军队镇压下去，但丁品的身边还潜伏着很多危险的敌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破坏生产和建设。

　　一天，丁品接到举报，说距离区政府10多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个日伪时期的乡长，他家囤积了很多粮食，也养了很多武装家丁。丁品先是白天登门拜访，但那人伪装得很好，客气得端茶送水，还不住哭穷，家里不仅没看到枪，还一点看不出囤积粮食的样子。但这样的伪装并没有打消丁品的疑虑，因为这次带去的人少，丁品只得先离开，准备晚上杀个回马枪。

　　入夜，丁品带了几个人又回来了，这时那家人已经把大门紧紧锁上。丁品决定自己先翻墙进去侦查一下，谁知道刚落地就发现中了陷阱。原来那人的大门背后早就挖好了一人深的大坑，还灌了很多粪便在里面。尽管这个陷阱只是有惊无险，但也让丁品更加相信之前举报的可靠性。“你说好好的人家为什么要搞这些机关呢。我们撤出来就立刻派部队去搜查，果然有粮有枪，更可怕的是，那人的座垫下就摆了一把手枪，如果白天我就跟他撕破脸皮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丁品说。

　　因为很多特务是潜藏在暗处的，所以那段时间丁品连睡觉都要保持警觉。“一开始，我们很多同志在晚上睡觉时被暗杀，后来我们就有了经验，我们把卧室安排在没有窗户的房间，这样就能防止土匪从窗户扔进炸弹。另外把床摆在刚推开房门不能第一眼看到的地方，防止敌人在门口打冷枪，匪情严重的时候索性就不睡在床上了。”丁品说，“不仅如此，我们的枪是从不离身的，睡觉时保险都开着。当时还有规定，如果有谁不通报就闯进卧室，我们可以开枪。”

　　北京城反革命分子大登记

　　为了摧毁国民党反动组织，了解和掌握敌人情况，打击继续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通令，在已解放的大、中城市，要明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在限定时间内，向公安机关登记。党中央1950年3月的镇反令发出后，各级公安部门更进一步抓紧此项工作。

　　北京市的反动党团特登记工作，开始较早，在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准备充分、收效显著。北京市公安局首先拟订了布告和登记办法，印发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概况》《三青团北平支团部概况》，以及驻北平特务机关、宪兵等资料，让做登记工作的干部、民警熟悉和掌握。在登记工作前，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如干部会，各行业、高等学校领导人座谈会，积极分子会，以及群众动员大会，做了广泛的宣传工作。

　　北京市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共登记特务分子3533名，其中军统717名，中统1527名，其他1289名，站组长以上者179名；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243名，其中国民党2797名，三青团338名，青年党21名，民社党87名。缴获各种枪支98支，证件2337件。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北京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除南逃者外，大部分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控制，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由于登记工作的开展，在广大群众中暴露了反动党团特分子的政治面目，揭发了他们的许多罪行，这就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分清了敌我界限，减少了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空隙，为镇压反革命分子做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要亲眼看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

　　——孙子检举了爷爷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这里是一篇当年孙子检举爷爷的文章。

　　我爷爷叫冯锦修，河北省霸县冯村人，过去是妙峰山佛教龙华会福通盘之主。敌伪统治时，勾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和大汉奸王揖唐。胜利后又和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郝遇林、陈仙州等有了联系。

　　在我们家里，还有冈村宁次给我爷爷写的“善人匾”。他就用迷信来残酷地剥削着霸县的人民。他脑门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疙瘩，自称“老佛爷”，他对被骗入道的道徒说：“这个大疙瘩就是福，怎么别人长不上？将来要有大难，跟着我入道的就能活，不入道准死不能赦！”

　　15年前，他就在霸县吸着人民的血。那时我还小，详细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有的为了信道倾家荡产，为了给他这个“活佛”交钱就得卖儿卖女。入了他的道门儿就是走进了无底的深渊，无边的火坑。而他却慢慢胖了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

　　七七事变那年，我六岁。乡村人民普遍地要求抗日，他害怕，卖了房地来到天津，勾结着天津的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打发手底下的小头子把从家乡道徒们那里剥削来的钱用自行车装来，供他挥霍。接着，他做了好几个大买卖发了横财。我小时候，不知道爷爷的双手沾满了血，不知道爷爷是这样毒辣无耻的人。我花过带血的钞票，我后悔死了……

　　他不但害别人，还害死了我母亲。

　　我母亲不信爷爷的教，她看清了爷爷干的勾当。爷爷知道了我母亲反对他，说我母亲犯了“家规”，买来鬼子打狗的皮鞭，他瞪着眼，逼我父亲含着眼泪，抽打母亲，听着母亲痛苦的呼叫。

　　母亲就这样屈死在我的爷爷——恶棍手里。九年前，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这是血债，我不能忘记，我要向他讨还！

　　他想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人民。但我揭穿了他们无耻的诡计，坚决地反抗，和他们对立起来，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949年我入团时，爷爷阻止我，恫吓我，我没被吓倒。我参军时，他又想施用故伎，但阴谋又被我粉碎了。

　　爷爷又是个造谣的能手，他对道徒说：“‘大道已明’，别‘胡信’共产党。”

　　破获“世界新佛教会”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公布的第二天，我知道了爷爷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我恨他，谁也不能饶恕他。下午两点多钟，我到一区海拉尔道派出所去检举他。过了三四天，爷爷被抓走了。我心里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政府赶快把他枪毙了，给霸县的老乡们报仇，给我妈妈报仇，给人民除害。不久，他又被放了出来，我心里凉了。

　　但人民的眼睛里不能揉进一粒沙子。这次严厉镇压反革命期间，他又被逮捕了，政府把他押到霸县，将要在那里开一个群众公审大会。

　　明天，我要向上级请假，参加这个会，我要控诉他的罪恶，我不准人民公敌活着，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幸福美丽的生活，我不能让爷爷这样的人来破坏，我要亲眼看着他在人民面前倒下去！(本文来源：南京《周末》作者：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