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秘书的遭遇

　　秘书匡亚明

　　匡亚明1941年曾任中央社会部情报通报组组长，后担任康生的秘书。他1926年在上海大学和康生同学并同时入党。

　　1932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担任共青团南汇区区委书记，因为上海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国民党逮捕或枪杀，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时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说是匡亚明叛变告密造成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消除隐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组织研究决定对匡采取果断措施，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开了枪。后来证明这个情报是不正确的。

　　匡亚明身负重伤，敌人在外滩将他逮捕，认为是共产党内讧事件，便以“共产党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为由，进行挑拨离间，竭力劝他“悔过自新，回头向善”。匡亚明对敌人的阴谋嗤之以鼻，高声痛斥敌人的无耻伎俩，他说:“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你们无权过问。发生这种误会，完全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疯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不必废话。”

　　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匡一直大义凛然，坚强不屈，还在法庭上不断揭发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抗战爆发后，他才从反省院被营救出来。匡亚明曾这样对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生涯中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一帆风顺的，不但事业有成败，在党内有时也会受到很大冤枉。能否以坦荡胸怀正确对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有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委屈时就伤感备至，甚至消极悲观，政治动摇，也是有过的。”匡亚明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匡亚明任康生的秘书，感到他有时批评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征求意见时，匡便掬诚相告，没想到康生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学讲课时曾对匡评价很高，在枣园，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诗:“故人不能忘，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他俩的友情非同一般。匡给他提了意见之后，就反目成仇了。

　　全国解放后，匡任南京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康生便把匡亚明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说明康生胸怀狭窄到如此程度。他感情用事，一点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后沦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决不是偶然的。

　　秘书沙韬

　　康生的另一个秘书沙韬的遭遇更惨，而且由沙韬案引起了轩然大波，牵连了不少人。沙韬原来是中央社会部干部科科员，1948年中央社会部随中央机关从晋绥迁到河北平山县。康生在山东任华东中央局副书记，致电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为他选个秘书。当时我任干部科科长，经和副部长陈刚商议，提名派干部科的沙韬去。李克农对康生很尊敬，他说康生要人一定要选好干部去。李问我沙韬怎么样，我说沙政治可靠，处事细致、稳重，文笔通顺，字也写得好，完全能胜任。这样便同意派沙韬去了。

　　全国解放后，机关进了北京。1950年康生忽然把沙韬送回中央办公厅，说他是特务。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改为军委联络部，部长是邹大鹏，仍归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管。杨尚昆要我部把沙收回。回来后，沙分配到某局做干部工作。

　　1954年，康生听说沙韬仍在我部做干部工作，非常不满。李克农不得已，命干部局对沙进行审查，干部局指定科长吕造林办。吕深感为难。我当时任干部局副局长，管审干。吕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以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按原则办事。审查结果，沙历史、政治都没有问题。

　　因为涉及康生，事关重大，李克农找了几个权威单位的领导: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中央公安部罗瑞卿、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及本部邹大鹏和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一致同意，并将结论报刘少奇审批，李克农为表示对此事负责，还把商量的经过郑重地写在日记里。刘少奇在结论上写了很长的批语，大意是说：康生当时在病中，他说沙韬有政治问题是不可信的，要告诉沙安心工作。

　　结论退李克农阅后转到干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亲笔批语，要求尽快退中央办公厅保存。因为关系到我部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个凭证，我亲笔将结论连批语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领导传看、圈阅后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还加盖了密封印泥，锁在干部局的保险柜里。李克农为保护干部，要沙韬改名为张韬，与中组部商议把他调到边远地区，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该结论抄件因为内容牵涉较多，仍保存在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