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停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脚不安地在原地动着。

我不会跟你成家，我这么小，怎么跟你成家？都两代人呐！我气呼呼地说完，就哭了。他坐了下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脸憋得更红了，手脚显得更加无所适从。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哭，此时，我应显得坚强些，至少在这个我当时认为的“敌人”面前。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时间时而汹涌着往前流淌，时而又如同死水，没有波澜。

两人都是作为下级，在上级的命令下，坚守着那一段时间，指定的时间不到，我们谁也不能撤退。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上午——必须在一起待一个上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了。

赵自立作为一个穿过血雨腥风，与死神打过上百次交道的老兵，一个农民出身的在当时几乎识不了几个字的军人，当时已近三十岁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年龄——自然希望成一个家，能找一个有文化的湖南女子当老婆，他自然也是高兴的。但现在，他有些怜悯起我来，觉得自己和我的确不般配，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眼看一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他才鼓起勇气说，王灿辉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这是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可我……可我得说完，这是领导交代过，一定要告诉你的，说是便于彼此有个了解。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一般舒了一口气后，就使劲擦了擦满头满脑的汗，然后站起来，由于没注意到地窝子很低，把头狠狠地撞在了地窝子顶上，直撞得眼冒金星，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他稳住自己的脚步，把帽子上的土拍了拍，退到门口，向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出了地窝子。

那次见面不久，我就调到了团部，去给还是文盲的干部战士扫盲。我暗自庆幸，以为可以摆脱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了。离开南草湖的那天，我十分高兴，像一只冲出了樊篱的小马，一蹦一跳地走了。的确，从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让我结婚的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慢慢地，我又变得愉快欢乐，无忧无虑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又要过去了。部队正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在团部碰到营部的副官，他是来买糖的。还没过年就买糖，今年春节是不是要好好热闹一下？我一边问副官，一边笑着抓了一把糖。副官笑着说，这是喜糖，可不能随便吃。

又给谁配对了？

副官笑而不答。

说说看吧，是谁和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副官说完，跨上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