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冬，是中共中央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外部遭受挫折，损失惨重；内部思想混乱，纷争四起，中央陷入严重的领导危机。此时的王明，却在政治生涯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走向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李立三目空天下，共产国际龙颜不悦。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莫斯科还是不满。得风气之先的王明，再一次翻云覆雨。

1930年5月，新军阀中原大战爆发。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四处鼓动政治示威和武装暴动。他甚至制订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革命目标。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容忍限度。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火速回国，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

回到国内的周恩来，所见所闻是一连串残酷惨痛的事实。除苏区和红军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外，白区举行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6月底以后的两个月里，十余个省委机关被破坏。上海地区的党员人数由2000锐减到600，天津地区的500多党员只剩下几十人。

看到党的六大后共产党人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如此轻率地被葬送，周恩来痛心疾首，对李立三、向忠发提出了尖锐批评。

不几天，瞿秋白也回到上海。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举行，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会议。

李立三受到严厉批评，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由于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不得不于11月间动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

周恩来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6月思想动员，7月行动部署，8月形成高潮，9月走向破产，“立三路线”的历程大体如此。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把王明、博古找去谈话，要求他们不准反对会议形成的决议，王明不得不表示“拥护”。

然而，王明对三中全会确有不满。他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会上不但没有褒奖，对他的处分也没有撤销，甚至还有人在会上点名批评他。更使他难以容忍的是，被共产国际撤销了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的瞿秋白，回国后不仅主持召开了三中全会，而且会后还主持中央工作。

王明心底确实憋着一肚子怨气。中央决定派他去中央苏区工作，尽管他内心并不愿意，但又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事情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又一批留俄学生回到上海，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也给王明带来了“福音”。

此前，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批评的语气也比较温和。正因如此，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相应地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错误”。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有一个认识过程。当中共中央把8月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提出的大胆计划和冒犯共产国际尊严的话语，大为震怒。

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十分忌讳的。他们对李立三的批评开始升级，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后，共产国际对文件内容和结论很不满意。

因此，共产国际向中国发出指示，不仅批评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是与国际政治路线对立的，而且批评三中全会抹杀了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这封“十月来信”不是一封普通的“来信”，无疑会在中国党内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一无所知，可王明却早于中共中央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当时，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夏曦、凯丰、陈昌浩等人，从米夫那里知道了“十月来信”的主要内容。他们陆续回到上海，把主要精神首先告诉了王明，而中共中央直到11月16日才接到国际的正式文本。

得风气之先的王明，又一次抓住了充分显示自己的机会。

王明等人一边进行秘密策划，一边开始具体行动。他们以中央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为借口，改变了准备前往苏区的计划，继续呆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