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作为北大培养出来的学者，傅斯年先生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1945年，他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同忆北大。这段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往事，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

乱世策士梦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幻想通过三寸不烂之舌，通过游说权变，实现国家和平。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此次重组访问团的6人中，黄、章、左、冷皆属于民主同盟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成员；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级大腕。很明显，褚与傅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与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

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章伯钧等一班人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议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还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电文由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亲手交给黄炎培，黄看罢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当黄炎培兴冲冲地准备把电文递交蒋介石批复时，却遭到了国民党方面与中共谈判代表王世杰的当头棒喝。

在黄炎培的一再坚持下，7位参政员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与蒋介石相见，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认真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说道:“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需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后，蒋介石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蒋介石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面无表情哼了一声，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就让他们几个折腾去吧！”言毕，嘴角露了一丝略带嘲讽的冷笑。

浅薄的左舜生，令毛泽东反感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6人，乘专机到达延安(王云五因病发高烧未能成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在6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舜生者，湖南长沙人也，与毛泽东同庚。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

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继续鼓噪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刚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