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请希丁克！？)

文/冉雄飞

对中国球迷来说，刚结束的欧洲杯最大的刺激不是冠军，而是希丁克的又一次奇迹。一个神奇的主教练，可以大幅提升一支国家队的战斗力，更可以带动一个国家职业联赛的飞跃、足球整体水平的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史上唯一“成功”过的外援米卢，给中国足球带来的提高也很有局限。他只能短时期内提升一支球队的比赛能力，却无法从长远提升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甚至他对中国足球氛围的改善也很有限。而在我们的邻国，希丁克对韩国、俄罗斯足球的提升，特鲁西埃和济科对日本足球的提升，却令我们眼红甚至抓狂。

诚然，中国足球的崩溃来自基础，来自联赛的衰微和青少年培养体系的坍塌。没有好的联赛和青训，国家队无疑是空中楼阁。可即使是这样，一个好的教练也能大幅提升国家队水平，绝不会让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就垫底；何况教练的影响也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职业的、成功的、有长远计划和眼光的主帅在国家队成功了，可以带动联赛和青训的发展。

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中国足球没有希丁克这样的教练？引申而来的是，中国足协真的想过要请希丁克式主教练吗？中国足协是否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练？甚至更深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一块能够让希丁克们自由发挥的土壤？

请洋帅，从赞助商埋单到自己埋单

按照中国足球的现有水准，高价聘请希丁克是否是最好的选择，这个问题很难有定论。但是可以下结论的是，中国足协“少花钱，多办事”的选帅方针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只花10万美元请一个外教到中国，但他最后的结果是必然的失败，那么这笔10万美元的投资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为何中国请不来希丁克？很多球迷都有这样的疑问。答案很明显，其一，希丁克从来无意执教中国足球队，高水平外教也会选择球队；其二，足协的决策者不想损失其现有权力、利益和控制力，他们不想请来一位“麻烦制造者”；其三，中国足球现在囊中羞涩，根本请不起这位神奇教练！

聘请教练是一个双向选择，就像相亲，对方的家世、地位、能力、品质、收入状况，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在衡量对方的同时，对方也在权衡我们，这时我们就必须要问：中国足协有多少家底？他能够请得起高价外教吗？

中国足协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主管足球项目的一个中心，但它实际上从1994年起，就以“改革先锋”的姿态进入市场。当时的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向国家体委庄重承诺，“我们搞足球改革了，所以不再需要上级的任何拨款，通过市场我们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还能给上级一些支援。”

职业联赛的最初，整个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的，所以中国足协不仅仅摆脱了经济上的窘迫，还有了相当数量的余钱。此时中国足协真正有钱了，所以他们可以自己掏腰包请外籍教练了。

历史上中国足协曾经聘请过6任外籍主教练，其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洋帅匈牙利人尤瑟夫是完全属于援外性质：有关部门通过外交手段请来了世界级强队的教练，支援一穷二白的中国足球。而施拉普纳才是中国足球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外教。

但是，请老纳时为中国足协埋单的，却是上海大众汽车集团。当时他们正在与德国大众进行密切的项目合作，而1990年世界杯冠军正是德国队，从德国聘请高水平教练成为中国足协决策层的一种必然选择。时任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的马克坚回忆说，“当时德国足协提供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克劳琛，另一个是施拉普纳。那时职业联赛还没有开始，中国足协每年的办公经费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请外教？所以当上海大众愿意掏钱帮忙的时候，足协实际上没得太多选择。”

施拉普纳带来了一些崭新的足球理念，但中国男足却在1993年兵败伊尔比德，施大爷黯然下课。1997年戚务生带领国足再次失利之后，中国足协再次想到了聘请高水平外教。他们主动找到国家队的赞助商阿迪达斯，愿意以一些资源作为交换，前提是对方为外教买单。这样，中国足协迎来了第二任外教霍顿。

但1999年率领国奥冲击奥运会失败后，霍顿连国家队的帅位也被剥夺。中国足协反思后得出的结论是，前两次聘请外教失败，是因为都是赞助商埋单的，中国足协不掏钱也就作不了主，所以请来的质量不高。这一次，足协决定自己掏钱请教练，当时中国足协在职业联赛红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所以也有能力支付美元了。

中国足协口袋里有多少钱？米卢当时对外号称年薪高达110万美元，但实际上，足协给米卢每年支付的是60万美元。尽管如此，这已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昂贵的外教，当然它却带来了最好的结果——中国男足在2001年圆梦世界杯。当时中国之队的合作伙伴是ISL，他们在合作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支付米卢的薪金，足协从自己口袋里掏大头。

恶性循环：国家队成绩差—联赛不景气—足协收入下降—没钱请好洋帅—国家队成绩更差

但是，这种阔气并没有维持多久。2001年的短暂繁荣后，因为阎世铎暂停联赛升降级的恶果，中国足球迅速进入深渊，足协收入也大幅缩水。经营职业联赛以及中国之队的项目合作，是中国足协收入的两个最主要来源。但每年能从职业联赛里拿走多少钱？这在成立中超公司之前一直是一个秘密。谢亚龙上任之后，明确对俱乐部作出了最高1000万元的承诺，也就是说，足协每年只能从联赛拿走1000万元。

这样，中国之队的营运收入，就成为了足协收入的主要来源。2006年4月18日，中国足协与瑞士盈方签约成为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了获取中国之队项目的经营权，盈方每年给足协支付的金额是100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外汇牌价，这笔收入价值近8000万元人民币。

除了瑞士盈方，中国足协还有一个常规的国家队合作伙伴阿迪达斯，它不在盈方控制的赞助商行列，据说每年单独给足协提供的经费也将近8000万(阿迪对外公布的数字是6年5亿，支付方式是现金加实物)。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中国足协每年有将近1.7亿元左右的“保底收入”。即使阿迪达斯支付的实物超过了5000万，足协依然是有约一个亿的可支配经费。可是为何，中国足协只能掏出10万美元聘请福拉多呢？

国足小组赛铩羽而归，最直接的损失方其实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足协，这似乎也是对中国足协最好的报应和报复。体坛记者马德兴在中国队失利小组赛之后，算出中国足球的直接损失是1.5亿，间接损失是15亿。其实直接损失好算，比如世界杯入围的出场费，亚足联给予的十强赛出场费、十强赛门票等，而间接损失其实远远超过15亿。